感觉自己有点后知后觉了，微博刷的实在是少。明明还沉浸在疫苗事件中，可这两天突然发现自己关注的公众号都在发什么“你长那么丑，除了生活谁会强奸你”、“坐牢吧，那些性侵的人渣”、“强奸之所以发生，因为强奸犯”···

　　本以为都是一些狗血无聊的推送，就没有打开去看。今天中午，有人在后台问我，小哥你对蒋方舟的事件怎么看?你说日本会怎么处置强奸犯呢?

　　先不说这件事的真伪，因为我们只是城墙外的看客，嗑嗑瓜子，等待最后结果就好。

　　当越来越多的人不再沉默，反性骚扰还会像从前一样困难吗?

　　一篇举报媒体人章文性侵的长文刷屏了社交网络。《章文，请停止你的伤害》举报信中描述，章文以导师好友的名义接近她，却趁其醉酒，在茶室将其强奸。事后，这名女生在交流中发现，受到过章文性侵、性骚扰的不仅她一人，“而且都是他的实习生或者初入职场的女生”。

　　据其描述，章文在性侵第二天约她见面，并扬言自己曾“上过”100多个女人，做了十几年记者，认识圈内无数人……

　　举报信发出不久，蒋方舟也发声支持，表示自己也曾被此人性骚扰。蒋方舟是谁?反正有点名气的哦!记得之前还看过蒋方舟和徐静蕾的对比文章。知名媒体人易小荷也随后爆料，自己在与章文共事时，也曾被他性骚扰：

　　对此，章文回应称自己“从未强迫他人做网文中的事情”，并委托律师发表声明。而对于蒋方舟和易小荷的实名举报，却未做回应。

　　性骚扰令人反感，但受害者想要维权却难上加难。

　　匿名举报的女孩在信中也写到，她咨询了很多人，大家并不建议她直接报警，而是建议：保存好证据，不要报警。警察朋友根据报案后的流程，对女孩来了一次模拟询问，女孩“当时就崩溃了”，对细节的盘问，对于大多数受害者来说都是一次摧残。

　　性骚扰判定难使得此类案件在国内似乎毫无头绪，大家都更寄希望于微博、朋友圈，对其形成道德谴责，亦或按捺下心中的痛苦，死死埋在心底。

　　性骚扰问题，真的无解吗?

　　其实，性骚扰问题不止困扰着我们。在被称作“性骚扰天国”的日本，性骚扰问题是长期以来无法回避的难题。

　　摸头杀很暖?

　　对不起，这就是性骚扰

　　“我累的时候，你就应该对我说‘教授，我们一起去喝酒吧’，‘教授，今天我陪您睡觉吧’，这是你作为秘书的工作。”1993年，京都大学知名学者矢野畅对女秘书提出这样的要求。最终，这位常上电视的明星教授自掘其路，被日本社会抛弃，客死他乡。

　　日本被称为“性骚扰天国”并不为过。

　　据内阁府出台的《男女共同参画白皮书》统计，全国接到关于职场性骚扰相关的咨询件数远远高于婚姻、怀孕、生产等话题，2009年最高峰时曾达到约2.5万件。

　　日本网站“社会的教科书”总结过日本社会中的性骚扰行为：

　　袭胸或摸臀等一般认知以外，壁咚、触摸头发、搭肩并揉肩、工作时盯着脸看，甚至在工作环境下的表白，都被视为卑劣的性骚扰行为。

　　日本大学教授对“性骚扰”一词同样敏感：与女学生讨论课题时，男教授为了避嫌一般会选择在公共谈话室进行。即便在办公室进行对谈，教授也会有意打开大门。

　　比性骚扰更难对付的是???

　　职权性骚扰

　　《黑箱》，是日本女记者伊藤诗织根据自己被性侵经历写成的书。之所以起名“黑箱”，是因为性侵行为发生在仅有2人的密室中。没有目击者，甚至当事人自己的记忆都会模糊，很难证明事情是在违背意愿的情况下发生的。本书更深刻的一层意思是：警方、检察机构的办事程序对公众来说也是个“黑箱”。

　　伊藤诗织出书《黑箱》讲述自己的经历。涉嫌性侵伊藤的男子叫山口敬之，51岁，时任东京广播公司华盛顿分社社长，他的另一个身份是安倍晋三的传记作者。

　　山口敬之事后在发给伊藤诗织的电子邮件中说：

　　“我想我们都应该检讨一下自己”、“就算你坚持认为这是强奸，你也绝不可能打赢官司。”果不其然，2016年7月22日，东京地方检察厅针对此案做出证据不充分、不予起诉的裁决。为了在山口敬之的部门找一份工作，伊藤诗织主动约了这位知名前辈，却未料在醉酒的情况下遭其性侵。

　　这种原本就不太平等的双方关系，不由让人想到性骚扰背后的另一个词：职权骚扰。

　　按照厚生劳动省的定义，凡是上司下属、前辈后辈或是同事之间超出业务正常范围，对精神、身体给予痛苦都被称作职场中的职权骚扰。如今，职权骚扰更是不经意之间就会触及的“红线”。

　　公司司机被要求做与本职工作无关的打扫、整理仓库等工作;被上级纠缠问“你的交往对象是谁”等侵害个人隐私的行为;对员工施加暴行、上司群发邮件辱骂下属、上级未邀请就出席送别会……

　　这些在日本职场司空见惯的剧情均属于职权骚扰。更夸张的，一位资深媒体人说由于没有及时回复下级的邮件，被上告到领导认为其做了过分之举，也算职权骚扰。

　　不久前，福岛县男性部长对11名部下进行长达半年的职权骚扰，引起轰动：

　　五个月来，他们每日超过三小时暴打下属头部和胸部;让下属吃涂满芥末的烤牛肉、连续做一小时俯卧撑;让下属将上身赤裸的照片贴在工作橱窗里、并以“初恋”为题写诗在大家面前朗读……

　　2018年1月26日，上述两人被判处停职3个月、减薪十分之一的处罚。据日本《每日新闻》统计，2017年日本惩处的260名警察中，与性骚扰相关的问题人员高达83人。

　　针对这些情况，日本专门成立“强权骚扰对策计划委员会”，日本公司应对“职权骚扰”也有了一系列预防措施：

　　公司领导层会以声明的方式发布相关明确指示;制定就业规则明确劳务协定;实施问卷调查把握最新员工动态;进行研修课程普及等。

　　对于已经发生的行为人要进行防止再次发生的研修，对于被害者也在公司内设立相谈窗口。

　　在男性逻辑的社会里，只能被迫沉默。

　　面对来自社会的各种性骚扰以及职权骚扰，日本女性多因羞耻感与恐惧感，往往选择沉默。那些不沉默的声音，反而显得与主流社会有些格格不入。

　　在东京生活的中国留学生王梦梦曾向日本媒体爆料过自己在一家餐厅打工时，被店长性骚扰的经历。让她吃惊的是，日本女同事们在被店长抚摸了肩、手、后背和屁股后，“竟然还在笑，一点儿都不生气”。

　　而当王梦梦小声说了句“别再摸了”，顿时感到现场气氛冷了下来，其他人则沉默继续工作。

　　“在日本，面对性骚扰发声最为艰难的原因是什么?”

　　日本《朝日新闻》的调查显示，相对于前两大原因“担心被害”和“不抱期待”，排名第三的是：“应该忍耐一些性骚扰”的社会风潮存在。“日本职场‘男性文化’很强，在一个男性逻辑的社会中，大家会被一种隐形的力量所压迫，被迫沉默。”

　　日本引以为傲的生存之道--维持整个组织、集团的“和”与“体面”，也成为思想被束缚的缘由。

　　有网友在调查的意见栏中反思：

　　“今天的日本，残留着封建社会思想，人权意识淡薄”，“性骚扰都觉得理所当然的社会，是羞耻的国家。”

　　反性骚扰的路上，虽有挣扎，但不妥协

　　据《纽约时报》报道，日本警方和法律部门对于强奸的定义过分窄化，一般来说，只有在出现强制暴力和自卫的迹象时，他们才会作为强奸案进行调查。

　　而如果施暴方或受害者一方在案发前曾经喝酒，他们往往也不鼓励受害者起诉。即便强奸案件走到了起诉甚至定罪的一步，施暴者有时也不会入狱服刑。日本法务省数据显示，在被起诉的强奸犯中，十分之一的人只被判监禁缓刑。

　　日本内阁此前的调查中，日本遭遇过强奸的女性中，三分之二从未告诉过朋友和家人，仅有4%选择报警。目前，日本全国仅有6家性暴力救援中心，这意味着约20万女性共用一个救援中心。

　　在东京，全天候的性暴力救援中心于2012年6月开设，提供的支援项目包括：

　　24小时电话相谈;72小时内的妇产科支援以及紧急避孕的引导;在尊重意愿的情况下提供女警官的通报机制;聘请东京的精神科专家以及律师等咨询服务。

　　日本反性暴力援救也处于摸索状态，但在这条路上的一些探索经验也许可以为我们所借鉴。

　　值得庆幸的是，越来越多的性受害者开始尝试发声，虽有挣扎，但未妥协。也许往前走的路途遥远并且艰险，但是从脚下开始，每一步都会是有意义的。